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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 莫干山上的青年挑战者:“请把讲台让出来”

  2014年9月18日至20日,全国200多位中青年学者重上莫干山。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国治理”,但其中对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纪念意义,却比这个主题更引人注目。
  除了七位当年的参会者,这次上莫干山的,还有新时代的200多位中青年学者,也是一代青年挑战者。
  时光荏苒,与第一次上山时相比,中国已由百业待兴的局面进入改革深水区,当年的热血青年已成老者,而新一代年轻人一方面享受着“学科体系日益完善”带来的优势,另一方面却承担着“理想与激情不比前辈”的质疑。这次在莫干山上,又发生着怎样的激情和故事? 

  “可爱”和“可畏”
  9月18日,在本次莫干山会议开幕式的提问环节,包括常修泽、王小鲁、贝多广、黄江南、魏小安在内的七名从1984年莫干山会议走下的前辈,坐在会场前台,准备回答提问者的问题。
  作为上山开会的青年学者,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凌斌接过话筒,“第一,向各位前辈致敬,没有之前的莫干山会议就没有今天的莫干山会议,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感谢你们;第二,我要以当年的精神来批判。我们都知道,当年莫干山会议的精神就是解放思想,不分学历、不看身份的平等讨论。但是今天,你们都已经成名成家,成了‘大佬\’,你们端坐在台上,‘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而我们年轻人只能坐在台下听你们讲故事。三十年前,你们也是这样开会的吗?这符合你们说的莫干山会议的精神吗?请你们用思想征服我们,如果没有新的思想,就请把讲台让给年轻人。”
  台下的学者们开始骚动,并报以掌声,凌斌没有要停止的意思,“你们有真知灼见,可是你们讲了三十年了!你们要让年轻人出头,当年你们一马平川,你们有机会提出自己的观点,所以我想问,你们愿不愿意像当年一样,坐到下面,把位置让出来?”
  台上的嘉宾哈哈大笑,随之走下讲台,回到听众的座位上。
  就在几十分钟之前,著名经济学者常修泽刚在讲台上看了一下本次参会的青年学者名单,他很兴奋。对听众说,“我刚才看了一下名单,是234位。我认识的画了对钩,有二十几位。这就是说,本次会议百分之八九十是新人。我非常高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现在的话说是前浪打到沙滩上,我们该到沙滩上了,年轻人起来了。问题是,年轻人起来,如何超越30年前这一代,怎么超越1984年呢?”
  最后一句话,是常修泽想要强调的。面对台下的青年一代,他觉着大家很可爱,可他更希望青年一代让他觉得“可畏”。凌斌的姿态固然强势,但常修泽他们更希望听到青年一代让他们为之一振的观点和理论,而不仅局限于形式。
  凌斌站在讲台上,台下有人冲他喊,“你有啥说的?别光喊口号。”凌斌回答:“我们正在讨论农村土地改革,我们晚上会接着吵,88号楼三层,我们挂牌讨论,欢迎大家来参加。”凌斌话音刚落,正往台下走的黄江南大喊一句,“我也挂牌子,咱们竞争。”黄江南也想吸引青年学者们自由讨论“观念经济学与新的改革机遇”。
  所以这次莫干山会议,除了一些峰会和老中青辩论会,仍然延续了30年前莫干山会议的传统,设置了不少圆桌论坛,由青年学者们主导,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进行思想碰撞,比如城镇化进程中的政府与市场、农民工体面生活的制度保障、探索新型政社关系、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其化解、现代智库建设与学术成果转化、国有企业改革与混合所有制发展等,这些都是中国当前亟需重视的问题。
  相比30年前那场被称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史起点”的莫干山会议,如今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时代大环境不同,一切都发生了改变,这是参加这次莫干山会议的中青年学者们最大感触之一。
  “我非常期望当今中青年超越80年代的我们。老莫干山会议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主要是解决经济问题,在人文关怀方面有历史性的欠缺。30年后的今天,应该以更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改革的总目标,我非常希望青年人在这些方面能够超越我们。”常修泽说。
相同的和不同的
  在开幕式上,黄江南直言,如今改革开放了30多年,像1984年莫干山会议时,国家不拘一格挖人才的模式,现在很难再有了。
  “不像当年社会比较公平,现在社会已经分化了,存在很多利益集团。当年如果谁想出个好主意,领导一批就行了,现在中国已经有庞大的法律体系,任何建议都要经过法律体系,而一些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改变现有的法律体系。现在年轻人面临的困难比我们更大。”黄江南说。   
  30年前莫干山会议上讨论的问题,要比现在面临的问题宏大;但30年后讨论的问题,却比30年前更为复杂。
  “城镇化进程中的政府与市场”是这次会议中最火的圆桌讨论。像别的圆桌讨论一样,最初人数只有十几位,讨论中又吸引了数十名青年学者过去“蹭场”。在城镇化进程中土地收益分配问题、农地进入市场之前的规划条件问题、新时期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青年学者们交锋不断。
  中央财经大学城市管理系副主任王伟和牛津大学二年级学生陈景天都参加了这组圆桌讨论,大家争论到面红耳赤,有的人甚至跳起来据理力争,试图从气势上压倒对方。
  这是一种久违的场面,很多圆桌会议常常开到夜里一两点,“国家”、“责任”这些词又重新回到这些青年嘴边。
  30年前的上山者,在身份上,即使是在读研究生也是体制内一员,是“干部身份”,他们与国家未来绑定的紧密程度,要比30年后上山的中青年紧密得多。如今的中青年,在个人发展上更加多元化,在激昂的理想面前,个人生存问题也比以前更加现实和复杂。
  而在研究方面,30年前的上山参会者,经历过上山下乡,有丰富的实践经历以及对中国基层问题的深刻认识,他们的研究领域几乎都集中在经济方面,比较单一。30年后的上山者,他们缺乏“地气”,但有着比30年前更为广泛的学科背景,除了经济学者外,研究历史、哲学、法律、管理、IT,以及边疆问题、中外关系的学者也纷纷上山,参与此次莫干山会议。
  “我们讨论的一些复杂问题,已经不单是经济学或者规划学就能搞定的,需要多学科协同作战。”王伟发现,虽然他们讨论得很激烈,但很难提出一个像30年前“价格双轨制”一样有代表性的提案。
  “大家观点碰撞得很厉害,但观点上有些分散,做不到兼容并包,这些讨论的效率就不会很高。”19岁的陈景天可能是年龄最小的参会者。
  “我们年轻人也可以很热血,但有时候不一定光热血就是好的。如果只是讨论中说话很爽很过瘾,那不一定有助于推动需要解决的实质内容。”陈景天很关注中国基层民主参与、政府与NGO的关系这两个问题,他也听说过30年前莫干山上激烈的拍桌争论,但是他觉着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下,冷静的思考与讨论可能更能解决问题。
  董阳25岁,是中科院博士生,会议的通行证是他提交的论文《贫困县退出机制》,其中论述了贫困县名单和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董阳的父母都是大学毕业,他自小就受父母这一辈人的影响,比如男儿要有保家卫国的情怀。对于上世纪80年代改革的象征之一——莫干山会议,他从小就有一种情结。
  “这次上山,我很希望自己能成为新时代莫干山学派的一员,希望大家一起讨论后达成的共识,能对改革本身有一点启示。”董阳说。
  对于董阳这一代人来说,莫干山精神意味着家国、责任、创新和前瞻性的思考。“在今天评价30年前的莫干山会议,可能它有一丈高,我们今天是站在巨人的肩上,在这一丈的基础上,可能只能走一尺高。”王伟说,“因为改革越改越难了,但这恰恰需要我们前行。”
  像30年前莫干山会议上中秋节的夜晚那样,9月19日晚上,能源与环境小组的成员们也举起了装满白酒的酒杯。但更多的圆桌小组,则是建立了微信群,并约定了几周后在北京或者上海再会。


齐鲁晚报
2014/0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