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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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莫干山会议简报(一)

深化金融改革:主要意义和改革的优先顺序

——第五届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开幕式暨全体交流大会综述

 

【编者按】2016924日下午,第五届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新莫干山会议·2016)开幕。在开幕式和题为“深化金融改革:主要意义和改革的优先顺序”的大会交流环节,与会代表紧扣当前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的热点问题,就金融监管体制建设、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金融机构转型、地方金融机构发展、财富管理市场、债券市场改革与创新等问题发表重要观点和建议。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直接影响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国家安全,金融改革涉及政府、市场、社会三大部门的互动关系,而金融市场则体现了国内国际的流通及竞争,可以说金融改革对社会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深远。全球经济一体化造成的外溢和联动效应愈加显著,各经济体均出现增长乏力和泡沫高企、货币政策过度和财政政策无力、通缩与滞胀的风险并存的走势。唯有进行结构性改革,克服既有机制造成的扭曲和错位,克服因恐惧暂时失速而过度使用短期政策带来的长期失调,克服因害怕竞争而回避开放包容带来的市场僵化,才能走出全球经济困境。金融领域国家治理的关键是要掌握“平衡”,顺应全球大势,找准自身定位,提高金融效率、维持金融稳定、维护金融安全。

一、金融改革创新有六大“势在必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贾康在发言中指出,我国金融改革创新有六个“势在必行”。第一,在中国实质性推进金融多样化改革势在必行。我国目前金融依然存在多样化不足和过度垄断,反映了金融服务和供给多年处于短缺状态。应打造有效的竞争机制,化解金融服务和供给垄断,使其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多样性需要,消除或者至少缓解短缺。第二,以金融改革的发展支持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势在必行。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要服务于实体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我国目前实体经济面临升级换代、突破天花板等问题,金融必须发挥其服务作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第三,广益概念的政策性金融“守正出奇”的发展势在必行。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对象应有别于商业性金融,应转向支持开发性金融、绿色金融等,形成健康可持续的雪中送炭机制。第四,金融与互联网、现代信息技术、新技术革命的结合势在必行。目前,两者正在发展中不断规范,这也是我国面临的现实挑战。第五,金融和PPP融资模式、管理模式和治理模式创新的结合势在必行。在我国经济升级换代的过程中,PPP可取得多赢效果,推进金融和PPP结合,推动地方政府、企业、专业机构广泛关注和参与,形成共赢。第六,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势在必行。大量社区银行、村镇银行、小型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已具备了前提条件,继续创造条件推动资本项下可兑换,实现全面开放。

二、金融体系面临巨大变革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阐述了我国金融国际化、全球化的两个里程碑事件,一是即将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根据10.92%的比例配置全球储备货币,未来全球对人民币的需求至少达到7-8万亿元。二是中国银行纽约分行作为人民币清算行,人民币在各金融中心已形成较大规模。在这样的背景下,徐洪才提出金融体系变革的四点建议。第一,为应对海外大量资金流进流出,宏观金融调控体系应让价格信号发挥主导作用,加大金融机构、工商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对价格信号的灵敏度。第二,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违约风险上升、流动性风险较大等问题,应从负债侧和资产侧同时推动资产证券化,通过发行长期的债务工具,吸收大量长期和稳定可使用的资金,改善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第三,推动形成并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应考虑资本市场的商业利益和投资者回报,引导资金合理流动,发挥其对企业多层次融资需求的支持作用。第四,促进普惠金融和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发展,监管部门应通过规范引导金融市场创新,主动发挥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在项目融资治理方面的优势,降低运营成本,推动PPP项目落实。第五,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等相关配套改革,扩大国有企业在公益性领域的投资,为民间资本让出竞争性领域发展空间。

三、大力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根据分业监管原则建立,体系庞大、内容繁杂、部门众多,国合现代资本研究院执行院长傅继军代表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国合现代资本研究院院长高坚,提出了关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八项建议。第一,建立顶层统一、高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议在国务院层面设立金融稳定委员会进行宏观审慎管理,统一金融体系和财政政策体系。第二,建立操作层面的有效协调机制。“一行三会”协调机制应当明确包括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对于交叉性金融产品,监管机构之间要加强协调。建立信息交流制度,不同的监管部门可以全面掌握各类金融市场的资金流向,各金融监管部门制定资金运用方面的规章制度时必须征求其他监管部门意见,以便制定相应的监管对策。第三,深化人民银行机构改革。中小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规章制度由中央金融监管部门负责统一制定,由各级政府各监管机构分工负责。建议撤销“三会”内设的中小投资者和金融消费保护机构,完善和强化人民银行的金融统计监测机制,人民银行要负责牵头对各类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进行监测指标体系的设计和数据汇总,“三会”配合实施。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及时反映各类金融市场的动态,尤其是对交叉性、跨界的金融产品、资金来源和流向要进行重点的数据监测。第四,坚持法人监管为主,强化现场监管。“一行三会”应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开展金融机构的法人监管,制定科学的监管制度,严格实施,强化金融机构法人职责,对任何发生违规的金融机构严厉惩罚。取消“一行三会”所有分支机构的审批职责,统一集中到中央部门审批。现场监管要形成制度性安排,做到在过程中发现问题,而不是在结果中发现问题。第五,债券市场统一监管。尽快改变债券发行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分头管理和债券市场分割监管的现状。国家发改委负责社会资金的总量平衡规划,财政部负责国债的统一管理,证监会负责债券发行和统一监管。关于债券登记统一规定到一家机构。第六,切实防止市场监管者与市场参与者边界混淆、趋于同体的问题。目前,人民银行既是政策的制定者,又是外汇市场、资金市场、债券市场的参与者。证监会、保监会等监管部门也纷纷成立直接的市场投资机构,成为市场直接参与者。分业监管部门应将主要精力放在制定市场规则、政策,而不是直接参与市场。 第七,统一规范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职责。投资公司、资产管理公司、财富管理公司在互联网金融清理整顿期间可以暂停其工商注册,清理整顿结束后,地方政府应当坚持依法行政。第八,政策配套鼓励金融创新。继续鼓励和规范互联网支付、网络接待、股权融资、股权众筹融资等模式,通过完善金融监管体制,鼓励正规金融机构开展相应工作,国家要与金融机构共同承担试错产生的风险成本,解决科技创新型企业、小微企业、三农、贫困地区等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严重不足等问题。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对傅继军院长的观点表示赞同,他认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首先要将刀子动在政府身上,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监管定位要更多地放眼全球,我国“一行三会”应更多考虑全球问题。监管目标要考虑金融稳定服务实体经济,发挥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扩大监管对象,覆盖传统金融和新金融。要引入现代科技,运用互联网手段来实现监管手段现代化。要引入精通现代科技的服务型监管团队

以有效监管规范财富管理市场。财富管理市场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秘书长刘喜元指出,我国财富管理市场发展迅速,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统计,截止到2015年底,各种类型的财富管理产品加起来,包括银行理财、信托产品、券商资管、保险资管、基金资管以及基金子公司的产品,总计93万亿,是居民储蓄产品的1.6倍。而在2001年,这一数值仅为0.013万亿,十五年来增长了130多倍。根据瑞士信贷银行的统计,我国家庭财富的规模迅速膨胀,截止2015年底,总额为22万亿美元,已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但我国财富管理也存在监管碎片化、法律不统一、混业经营和分业监管以及机构监管之间的矛盾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刘喜元提出,第一,修改《证券法》,将各个份额化的理财产品纳入证券法,实施统一监管,构建统一的监管体制。第二,建立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相结合的金融体制,实行双重准入的资产管理业务资格准入制度,分级持牌、分类管理。第三,明确财富管理业务的法律关系,进一步完善《信托法》,统一信托业务的界定标准,按照《信托法》统一规范开展财富管理业务的普世性原则。第四,进一步打破刚性兑付,基于统一的监管标准、信息披露风险评价、客户信用评级等标准,推进和落实财富管理制度的顶层设计,构建统一完善、多层次的财富管理法律监管体系,健全财富管理市场各业务板块间的协同互动机制,提高透明度。

四、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金融稳定的核心在于服务实体经济。目前,我国金融存在一定风险,一是非金融企业的高杠杆率,二是房地产市场金融风险,这两个风险是相关的。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和Upright Capital全球宏观对冲基金董事长刘陈杰均认为,如何去杠杆是我国经济金融所遇到的重要问题。但现在的战略是转移杠杆,通过房地产让老百姓加杠杆,让企业去杠杆。由此造成银行贷款大量向房贷倾斜,房地产商的杠杆增加,房地产市场价格暴涨,杠杆越来越高。因此,去杠杆不能走捷径,应通过供给侧改革,重新认识稳增长与去杠杆之间的关系,即振兴实体经济,推动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大于融资成本,降低经济和金融泡沫化程度。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研究总监许余洁从债券市场发展的角度说明,虽然政策方面十分注重稳增长和供给侧改革之间的平衡,但是我国宏观经济结构仍存在房地产市场过热等问题。信用事件爆发得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因为违约无法按时兑付的金额越来越大。而以信用违约互换(CDS)为手段则需依赖我国的中央清算制度,不但可以增加流动性,也可以防止大空头。

我国实体经济要走出L型,需要供给侧改革。黄剑辉院长认为,实体经济是金融服务的主体,我国应参考德国、日本、韩国的经验,银行业发展要在资本市场之前,推动其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加快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意义重大。他提出,首先,从政府端入手,持续推进改善制度供给,致力于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其次,从供给主体入手,大力促进金融有效供给与实体经济有效需求的匹配,特别是加快民营银行设立,增加新的供应主体,形成银行体系改革的另一支柱。再次,从实体经济的外企、国企、民企等供应主体入手,着力推进实体经济的有效供给,与居民消费升级以后的需求进行匹配。最后,资本市场的目标应为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服务于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兴产业,以及智能制造、大规模定制化生产。资本市场还要加快保险业现代化,改变过去保险业游击队式的营销模式。

上海支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建臣认为,金融供给侧改革首先需要金融业知识结构的逆向创新,扩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推动科技转化和产业升级。其次要确保政策供给有效性、人才供给有效性和知识结构供给有效性。最后是强化金融与产业之间的关系,推动金融成为产业的蓄水池,产业成为金融蓄水池的堤坝。

五、加快金融机构转型,加强地方金融服务能力

浙商银行行长刘晓春从银行的角度,阐述了金融机构转型的七个理由。第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出现转变。我国已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对经济发展和企业战略产生较大影响,对银行发展提出新的要求,需要银行深入研究。第二,我国经济结构转变。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新行业、新业态不断涌现,银行需要了解经济的新动向。第三,企业经营模式变化。企业跨行业倾向不断强化,主营业务模糊性加强,传统的企业评估方法有无法适应的问题。第四,商业模式改变。以并购为例,并购目的不同,有为了增加产能而并购,有为了完善产业链而并购,有为了完善业务板块而并购,有为了消灭对手而并购,有为了利用资本市场而并购,银行必须要有针对性地评估风险、提供服务。第五,利率市场化利差变动。由于资金价格和资金成本波动,银行核算和价格制定要转换模式。第六,人民币国际化、汇率市场化导致货币价值尺度不断变化。银行需要转换模式,创造新的金融产品。第七,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因此,银行业者需要深入经济实际,了解具体的经济现状,寻找服务新经济形态的新产品和服务方式的切入点,推动资金进入实体经济,解决去杠杆等问题。

苏州银行董事长王兰凤介绍了地方金融助力我国经济深度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成功经验,包括根植本地实体企业、融合吴地文化、构建普惠金融;推进组织架构变革,更加贴近客户体验和互联网发展趋势通过米粒贷和消费时贷等诸多探索,利用“互联网+”等科技手段,改革商业银行传统金融发展空间,为普惠金融提供更多更好服务。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就金融改革与金融创新主题做交流大会总结,提出金融改革精准对接的四个建议。一是打破城乡资本市场之间的堰塞湖,支持城乡一体化发展。当前,由于城市已实现要素市场化,但农村尚未实现,导致城市资本严重过剩,而农村资本严重短缺。因此,通过发展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工市民化,支持城乡一体化发展,释放巨大新动能。通过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农村三块地——包括承包地的经营权,宅基地的使用权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经营权——作为抵押,在十三五期间撬动银行贷款和社会资本20万亿元人民币,投入到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市民化中。二是实施资产证券化,降低企业债务率。推动国有企业将优良资产进行资产证券化,可筹集数千亿元人民币作为资本金注入,偿还贷款,解决企业债务率高等问题。三是运用政策性金融扩大PPP项目投资规模。各级政府要敢于担当,通过财政政策设计,控制项目回报,支持政策性金融引导,吸引社会投资和商业银行贷款,通过财政性金融手段、政策性金融手段、商业手段相结合,扩大PPP项目投资规模。四是发展风险投资,培育创新性企业。发展种子基金、天使基金、VCPE、创业板市场等,将科研成果工程化、产业化,培育中小企业成为如华为一样的创新型企业。

(国际合作中心  方正整理)



2016/10/13